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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在70年前的今天攻克了柏林,但二战噩梦真的结束了么?

2019-05-15

苏军在 70 年前的今天攻克了柏林,但二战噩梦真的结束了么?

1945年的今天,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一周内,德国宣布投降;四个月后,密苏里号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结束。然而面对所谓的自由与胜利,伊恩·布鲁玛却在《零年:1945》中发问:噩梦真的结束了吗?


文 | 云也退 编辑 | 程晓筠


1945年,二战结束,人类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的《零年:1945》写的就是在这一时间节点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种派别的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都在过着怎样的日子……


去年的 3 月 14 日,一个名叫格伦·麦克达菲的海军老兵在家中去世,享年 86 岁。他参加过二战,但让他成名的并非杀敌立功,而是一张照片,名叫“胜利之吻”,把它列入 20 世纪最有名的照片的前十,应该没有争议。

▲ 《胜利之吻》


画面的前景中,一位水手装束的青年男子搂住一名白裙护士,紧紧吻着她的嘴,那女子上身朝后仰去,形如探戈舞里的一个标准姿势。这个男子,便是麦克达菲。历史事件再大再有名,也是一个抽象的东西,需要点符号让人能代代记在心里。所以,这张照片在优美构图的支持下脱颖而出了。


它传递的只是一种信号:因为噩梦结束,所以我们狂欢。


美国人的确值得狂欢。战胜国和拯救者的身份是虚的,不真实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本土遭受了战争的破坏,但程度很小,因此人们既有心情,又不缺力气。然而,那日的纽约,仅仅是解除了宵禁而已——这算是多大的痛苦,也值得庆祝?这么问就类似“何不食肉糜”了,也应了心理学上的一个说法:对不存在或未经历的情况,人们往往会低估。习惯了夜夜灯火通明的人,其实是难以忍受哪怕一个无人敢亮灯的夜晚的;习惯了物品丰富的市场,也不能体会英国人在四年时间里没能见过一次水果,是种怎样的心情。


伊恩·布鲁玛(IanBuruma)的《零年:1945》(Atlantic Books: A Historyof 1945),副题叫“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写的就是在美国人狂欢的时刻,同一个横断面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各个派别的人都在过着怎样的日子。


书的第一章“欢腾”,讲述真正的“欢腾”的篇幅只有不多的几页,在纽约,在伦敦,在巴黎,在莫斯科,确实到处都是庆祝的人群,但留下来的声音都是理性、冷静的,能一语醒人:5 月 8 日的法国《解放报》说“胜利日总体上是年轻人的派对,对于年轻人来讲,危险过去了。”

西蒙娜·德·波伏瓦写道:“很久以前就有人预见到这一天,因此没带来什么新的希望。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样的结局跟死亡差不多。”

▲ 荷兰人伊恩·布鲁玛是当代欧洲著名文化学者及作家,早年在莱顿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后到日本大学艺术部钻研电影,文章散见于《旁观者》、《纽约书评》、《纽约客》等杂志,专著多以亚洲文化为主题

波伏瓦一点不矫情。对很多人来说,死亡不是抽象的“差不多”,而是在真实地继续发生。一种杀戮结束了,其他杀戮还在继续,新的杀戮在发生。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世界和之前一样乱,悲剧的种类还更多了。无家可归的人在难民营里,这些临时住所星罗棋布,战争导致的社会剧变催生了它们。


集中营、死亡营的幸存者,解放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流浪,因为大多数人的家园都被毁了,即使没被毁,原先的住宅也住了其他人;哪里都不欢迎他们。能回家的人也很不幸,因为他们的“好运”反而激起了反感:别的受害者都去难民营了,你们还能回家?像话吗?


欢腾的另一面,就是人人都别转脸去,对别人的苦难不感兴趣。


犹太人是最大的战争受害者,在欧洲,十分之九的犹太人都被从肉体上消灭了,这已没有疑问,但一般人不甚清楚的是,他们受害的时间下限,远不是奥斯威辛等集中营的解放;那十分之一的幸存者,依然不受欢迎。他们依然无处可去,“解放者”没有义务安顿他们,拥他们入怀。事实上,希特勒当初之所以能成功地集中剿杀犹太人,正是利用了欧洲各国政府和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有着不同程度的憎恨。你能指望这些冷漠的人,在奥斯威辛之后大开同情心的绿灯么?


这也是一个古典悲剧的母题:长期受害的人,不仅得不到同情,反会被加害者之外的人视为不祥,而避之唯恐不及。布鲁玛讲到,一些在战争期间冒着生命危险藏匿犹太人的波兰人,战后不得不隐瞒自己的举动。这真让人惊诧:正义竟如此难以抬头?这些人难道不是英雄?不管救人的动机为何,他们做到了自己良心的极限。但事实如此残酷:好心人千万得小心同胞的敌意,因为普遍饥饿的波兰人,依旧认为犹太人都是些富翁,救人者一定得了大笔的好处。


战争结束,复仇开始。犹太人一时无处寻仇,别人却可以。第四章“回家”所记之事尤其惨烈:德国被打败,国界之外的德语人群一同受殃,1100 万说德语的人,被从奥德河东边、奥地利南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撵出来,之前他们代代住在这些地方,融入当地的文化,突然之间就背井离乡了。希特勒一心要执行的种族纯化政策,让所有种族各安其界,不得互相通婚,战时未能如愿,战后竟得以实现。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种族清洗远不只是停留在遣返或奴役德国人的层面上,它延伸到与德国有关的一切事物。


布鲁玛写了一个姓胡普卡的半犹太人,曾被人在雨中赶着走,路过自己就读过的学校,留意到地上有一堆破破烂烂、湿漉漉的书,都是些被纳粹封杀过的作家作品,如托马斯·曼、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这样的德语界顶尖的大作家。


“这些书在被纳粹政府没收后扔进犹太公墓,现在不知怎地出现在大街上”,无人认领。作家及作品的命运,正是战后乱象的一个写照;它们在自己人眼里是叛徒,在别人眼里又是该被排斥的恶物。两头见弃的困境,并不只是犹太人才有。


可是这些苦楚,都是无人问津的,尤其不为政治人物所问津,吸引他们的是权力真空的味道。政治集团,从保守派到共产主义者,从保皇派到自由派,在几乎所有国家里,都感觉到战后是个掌权或壮大的机会。无数政治斗争由此发生:在希腊直接起了内战,在中国,布鲁玛老练地概括道:“国共两党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试探对手和各种小冲突后,内战也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大多数前殖民国家都认为,他们可以重新夺回战前的殖民霸权,而在他们手里的殖民地上,原住民则梦想着民主和独立。具体情况又各有不同:在印尼,民族主义者曾借力于日本,想摆脱英国和荷兰的阴影,滚了一身烂泥,到了 1945 年,他们不得不扯碎伪装,拉下脸来抢政权;阿尔及利亚又是另一种情形,面积辽阔,而宗主国新蒙国耻,正闹哄哄忙于战后清算,阿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骚动起来,一点都不意外。


然后,就是罪与罚的问题了。在东京,让美国人犯难的是,究竟谁算是罪大恶极的“军国主义者”?战争一结束,人们才发现与战时相比,确定不了的性质和关系一下子全冒了出来。战争,原来不是一个巨人打倒另一个巨人,而是有一个巨人倒地,却溅起了一大片飞散的尘埃。


有些本该绳之以法的人逃脱了,有些人的责任存疑,却在公审之中,于各种压力之下被处以死罪。书中说到的一起典型的“不公正”审判,主角是日本陆军将军,有“马来亚之虎”之称的山下奉文,他很晚才被派到菲律宾,部署日本军队撤离马尼拉,但他的命令事实上并未被遵守。受围困的日军,在马尼拉大施暴行,此时,山下的驻地距马尼拉有 200 英里之遥,但他最终被判有罪伏法。


山下奉文的案例说明,一个司令官,只要他的军队犯下了罪行,即便他并未发出号令,并未放任他们的行为,甚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能力阻止暴行的发生,他也得担责。他的律师根本没时间调查,而法庭审判的首要原则是迅速高效。布鲁玛指出,这种“正义”之所以成立,仅仅是因为法不责众:不可能把数万日本士兵统统揪出来,按其罪行轻重一一分辨定罪,所以,长官只好担责,为正义者节约司法成本。


尽管一言难尽,但作家的职责是讲出怎样的“一言难尽”。类似的总结永远是挂一漏万,是描绘草稞里冒出的锋刃,让人去想象伏在山后的千军万马:“零年在感恩和焦虑的基调中落下了帷幕。人们对世界大多数地方取得的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过去那样对美好未来抱有幻想,同时也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担心。上百万人依然饥寒交迫,没有兴致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处于占领下的德国恐会因食品供给发生骚乱;巴勒斯坦被恐怖主义行径搅得动荡不安;印尼的战火依然在燃烧,配备‘全套美制装备\\’的英军和荷兰海军陆战队正竭力镇压原住民的暴动。”


二战的两个最大的遗产:联合国和冷战,也是由零年发端的。它们让世界彻底变了样子,一如 1789 年后和 1914 年后的世界,与之前发生的断裂那么彻底。有形的家回不去,无形的家—旧的生活方式—更回不去;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过去的格局都被清零;于是,一些人梦想着从废墟里建起乌托邦,另一些人则带着累累伤痕,想从废墟里救出一些遗存,或是把碎片放回去。


布鲁玛交待了他写作《零年》的缘起:他的父亲,在荷兰被纳粹军队占领后选择了屈服,去给德国人干活,后来经历了九死一生,好歹安全回到家中。读着那些关于复仇、清洗、回家的记述,布鲁玛心悸连连的,于是写了这本书。当我读到,即使是在美国,那些打了胜仗回家的老兵都无法融入平头百姓的社会,就想到了那位以一吻成名的麦克达菲。


▲ 《零年:1945》[荷]伊恩·布鲁玛 著,倪韬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 月版

他也是有福的。在零年短暂的欢腾之后,有福意味着一头没入人群,过上柴米油盐的日子。麦克达菲的身份,直到 2007 年才被证实—当时他与其他十几个自称是照片中水手的人展开大 PK ,靠了一位权威法医的鉴定才胜出——人们才知道,他在吻过之后不久就离开游行队伍回家,后来娶妻生子,做过邮递员和业余棒球手。他跟那位被吻的护士没有任何往来,那护士的身份倒一直没有争议:伊迪丝·谢恩,2010 年以 91 岁高龄去世。


《胜利之吻》的拍摄者,早已去世了。三个彼此不相识的人,三段人生偶一交汇,便制造了一个流传最广、受众最大的“零年印象”——有趣,太有趣了。其实任何“真相”都不会是一目了然的,但,怎么说呢,也许这个世界要正常地运转,需要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只能简单地思考,而探究复杂的任务,就交给少数人去做也罢,比如伊恩·布鲁玛。

-THE END -


苏军在 70 年前的今天攻克了柏林,但二战噩梦真的结束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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